乐记研究之所思所悟(2)

二、推理缺乏规范和程序，只能类比，如《乐记》中所论述的问题类比的多，界定的少；直述的多，思维推理的少。因而全书逻辑的系统性和形式化不够强。当然，这与《乐记》成书后，后人的补、编、修饰，甚至篡改都不无关系。

三、顿悟多于思维的理性化，《乐记》少于概念的分析，以准确地把握音乐及其本质，全书的表达“意会”的多，这与我国儒、道诸家的历来主张不无相关。如儒家孟子主张“反身而诚”的“尽心”修养，达到“知天”、“知性”；道家老子的“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庄子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提倡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靠直觉来“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以上观点一方面给我国的理性思维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是它的缺陷；但，不能不承认它能诱发我们丰富的联想，有着广阔的驰骋天地，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认识它们。之所以这样，一如上述辩证逻辑要求把握全部基本要素，全面地看待问题，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整体总是多属性的，因而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也不能不是多相的，这也就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的音乐思想在概念和范畴上的多相式。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辩证逻辑在概念上所产生的多相式具有灵活性、多义性、兼容性。以最赋有《乐记》理念的古琴为例，它无柱、无键，但能通过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等指法及各种组合，展现出非常强的歌唱性和表情性；它“散、按、滑、泛”的音质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品位；它的散板“偷”半拍，在重拍处用虚音，在弱拍处用实音，奏来使乐曲充满跌宕、写意之趣；它的“吟”有细吟、大吟、游吟、飞吟、长吟、落指吟等细腻表情之分，其表意手法是其他乐器绝无仅有的；它的高、雅、远、深、广、微、精、细的审美情趣，让人体味到它的美学具有儒家、老庄“音乐—艺术—文化—琴道”的多层次。再以中国的竹笛为例，它无键，似乎音不容易准，但它在追求音准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左手的“叉口”手法，即按半孔及用指法变化的方法使音升高或降低；用“控”的手法，即通过气息的控制使音量发生变化；用“气变音”，即通过气流速度及方向的变化使音升高或降低，幅度可达半音。在这一点上比用键的西方长笛的表现力，不能说不丰富、不多样。

四、《乐记》产生于先秦，它的内容深深地渗透着儒家“君为臣纲”、为巩固皇权服务的思想。今天我们在弘扬《乐记》音乐思想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剔除和批判这种思想的必要性。

五、孔子重视礼，他在《论语》中讲“礼”多达75次（包括“礼乐”并提在内），儒家主张礼乐相成，要让辨异贵贱等级的礼与缓和矛盾求齐求同的“乐”相和、相成。

本著的三点新意

一、本著借考古学之力，以1993年冬出土、1998年5月出版公布于世的湖北楚墓竹简为据来论证《乐记》的成书年代，引战国中期郭店楚墓《性自命出》篇43条竹简内文与《礼记·乐记》的60段内容进行比照，提出《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及其之前。笔者于2002年12月在韩国国乐学会（KOREAN MUSICOLOGICAL SOCIETY）主编出版的《韩国音乐研究》（STUDIES IN KOREAN MUSIC）第 32 辑（VOL.32）用中文发表了拙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音乐思想》，对成书问题作了论述，论文最后说“《性自命出》与《乐记》都是儒家著述，其音乐思想一致；《性自命出》篇为我们提供了《乐记》作于战国的有力论据”。2005年补充后在《天籁》第3期以《〈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为题发表。这是目前所见的《乐记》研究专著中，最早的一部借《性自命出》与《乐记》作比照研究的成果。

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乐记》，比照《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

1.由于文字在流传的历程中其语义会有诸多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对《乐记》都有许多不甚了然之处，如《礼记·乐记·乐化》篇提“礼主其减”，《史记·乐书》把三个“减”字都作“谦”字，提“礼主其谦”。“减”字的基本义《说文·水部》说：“减，损也，从水，咸声”，礼减要求外在礼的形式要简单、简便、简洁、简略、简明、简朴、简要、简易，不可繁杂、繁琐，至为精切。《乐书》作“礼主其谦”，“谦”字的基本义《说文·言部》说：“谦，敬也。从言，兼声”。司马迁在《乐书》中说：“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他提出：“君子以谦退为礼，以减损为乐。”礼谦要求动于外，动于形的礼，要谦逊，敬也，恭也，自谦慎也，要竭情尽慎，所以司马迁把“礼主其减”改为“礼主其谦”。笔者认为《礼记·乐记》的“减”更多地从数量上、程式上要求，故主其减，也许它更符合春秋战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时期礼减的要求。《史记·乐书》的“谦”蕴涵着心灵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哲学的修养，更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许它更符合秦汉帝国统一强大之后的盛礼需要。《乐记》与《乐书》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说的，它们的引申义亦不尽相同。宋代陈旸在他的《乐书·乐记》的诠释中认为：“史迁谓君子以谦退为礼，而不知其文主进；以减损为乐，而不知其情主盈。未为深于礼乐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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