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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研究之所思所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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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乐记》,比照《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 1.由于文字在流传的历程中其语义会有诸多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对《
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乐记》,比照《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
1.由于文字在流传的历程中其语义会有诸多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对《乐记》都有许多不甚了然之处,如《礼记·乐记·乐化》篇提“礼主其减”,《史记·乐书》把三个“减”字都作“谦”字,提“礼主其谦”。“减”字的基本义《说文·水部》说:“减,损也,从水,咸声”,礼减要求外在礼的形式要简单、简便、简洁、简略、简明、简朴、简要、简易,不可繁杂、繁琐,至为精切。《乐书》作“礼主其谦”,“谦”字的基本义《说文·言部》说:“谦,敬也。从言,兼声”。司马迁在《乐书》中说:“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他提出:“君子以谦退为礼,以减损为乐。”礼谦要求动于外,动于形的礼,要谦逊,敬也,恭也,自谦慎也,要竭情尽慎,所以司马迁把“礼主其减”改为“礼主其谦”。笔者认为《礼记·乐记》的“减”更多地从数量上、程式上要求,故主其减,也许它更符合春秋战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时期礼减的要求。《史记·乐书》的“谦”蕴涵着心灵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哲学的修养,更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许它更符合秦汉帝国统一强大之后的盛礼需要。《乐记》与《乐书》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说的,它们的引申义亦不尽相同。宋代陈旸在他的《乐书·乐记》的诠释中认为:“史迁谓君子以谦退为礼,而不知其文主进;以减损为乐,而不知其情主盈。未为深于礼乐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2.《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是何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乐书》取《礼乐记》”,说明《礼乐记》在先,《史记·乐书》在后。这就明确了《乐书》来自《乐记》。何谓“乐”?唐张守节《正义》下的定义是:“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
3.《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1)司马迁《乐书》开头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有763字,而《礼记·乐记》没有;(2)《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有161处文字不同。
《史记·乐书》分作四个部分,前七个自然段是司马迁的概述;8—49段是本论,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本论部分是全篇重点。最后一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结尾,为司马迁的评论。有研究者认为倒数第7段“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至倒数第2段“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是褚先生的评论误入正文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说,在周代昭王时礼与乐“渐坏”、“遂泯”,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暨周昭王南征之后,彝伦渐坏;彗星东出之际,宪章遂泯。夫子虽定礼正乐,秃纲暂理,然国异家殊,异端并作。”仅记。
4.陈旸的诠释中坚持《礼记·乐记》的观点,有9处批评司马迁的说法不对,笔者同意。仅举三例:
(1)《乐施》篇第 23条:《礼记·乐记》用“其舞行缀”,司马迁《史记·乐书》用“其舞行级”,陈旸批评说“司马迁以舞之行缀为行级,失之矣”,笔者认为:“行缀”是舞队行列;(2)《乐象》篇第38条《礼记·乐记》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司马迁《史记·乐书》把这条从《乐象》篇调到《乐施》篇,把“车”改“舆”,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舆也”。笔者认为:车是古代陆地的交通工具,舆是架在车上的车箱。所以,陈旸批评说“史迁《乐书》易车为舆是不知车可以统舆,舆不可以兼车之意也”;(3)《宾牟贾》篇第 52条《礼记·乐记》对黄帝、尧、舜、夏之后代都“封”于各地,对殷之后代用“投”于宋地。司马迁《史记·乐书》对黄帝、尧、舜、夏与殷之后代都用“封”,即“封殷之后于宋”。“封”《说文·土部》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书·蔡仲之命》曰:“封,敬哉!”这是对黄帝、尧、舜、夏的尊重、敬仰,是要他们的后代臣服于周共同治理国家;“投”《说文·手部》曰:“擿(zhi)也”,有掷、扔、击、弃、置等义,对殷之后人投于宋地,是警戒殷之后人与世人。陈旸批评司马迁“言之第弗深考尔”,是考虑不深尔。太史公在“自序”中评论此事说:“武王牧野,实抚天下。”这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有史以来,凡取得国家政权的,一定要将前朝的后裔杀尽,坟墓掘毁填平,典章制度更改,文物大肆毁灭,以体现天下乃“孤”之独创,而武王实行仁政慈爱天下,敬哉黄帝尧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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