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11)

语言的断裂与文化的断裂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近现代以来，现代思想关键词渗入了大量的外来观念与外来词，其中相当一部分未经细细咀嚼，未能与传统思想、语言融合贯通，结果，现代思想的关键词蜕化为一种苍白而没有思想深度的东西。运用无根的现代汉语写作，其结果是整个汉语文化界思想原创力的急剧衰退，述学文体的机械、呆板、单一不过是其表征而已。这正如王国维当年所言，“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知矣”[54]。

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见证了现代汉语的诞生和发展，我们也探索了现代汉语在表达、认知和想象等方面的某些可能性，这种探索至今方兴未艾。在“与语言搏斗”这点上，先驱者给我们树立了意味深长的榜样。恰如德鲁克所言，我们“可以从成功的表现学习”，使语言成为它真正应当成为的，使一切如其所是。

汪曾祺(1920—1997)视“语言”为文学的本体，甚至是唯一的实在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55]“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56]78汪曾祺从辞章、语体、章法等层面，重返母语世界，汲取笔记小说语言形式的优点，在打通古今中恢复汉语的纯净，存留汉语文学特有的“肌理”。

汪曾祺夫子自道 ：“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像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像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57]汪曾祺将这种中西古今语言的融通形象地比作“揉面” ：“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56]87

孙郁概括得极好：汪曾祺视语言如生命，“且以一己之力对抗粗俗的文风，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内力”；“语言不都是迎合什么，摄取那些逝去的遗存，糅进现实的经验，或可柳暗花明，辟出新径。……在词语表达变得单调的时代，先生辟出自己的园地，将光引来，将风引来，将天地之魂引来”[58]。

在接受学者、批评家王尧的访谈时，莫言认为，今天汉语写作的最大问题就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写出来的作品雷同，作家的个性也就比较模糊了。……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对语言个性的追求是一种悲壮的奋斗”，莫言引用了自己恩师徐怀中的一句话 ：“作家的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59]46

谈到现代汉语写作，小说家李锐认为，语言是作家身体的一部分，就和作家的内脏、四肢、听力、视力、智力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用汉语表达别人没有表达出来的、没有表达过的东西，这才是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对于文学的贡献；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用白话文对抗文言文，采取的是全盘西化的立场，我们不仅没有深刻的理性反省、批判，也没有语言和文化的自觉，更谈不上文化的自信心。由于汉语主体性没有建立，自我全部取消了，语言腔调、生命感觉、叙述节奏、论述主题与方法，全照外国的东西来，或者变成历史的渣滓，或者变成别人的翻版。李锐提出了汉语主体性的确立问题 ：“在这种时代，在这种共存的全球时代，从事文学创作更需要一种语言的自觉，这个自觉，第一要坚持语言的主体性，第二这个主体性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性，它应当是开放的，它才可能保持活力。”[59]92-98

问及“语言”与“血统”之间的关系，余华回答王尧说 ：“西方的语言——无论是英语法语都是靠后缀来完成的，汉语句式的精华是排比句，为什么我们最早读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它不需要，它的节奏断了，句子也就断了，它是靠节奏，而西方语言是靠旋律……西方语言它是充满旋律感。……翻译体的引进以后，我觉得增加了汉语里的旋律感，以节奏为基础，就是‘以节奏为基础，以旋律为准则’了……从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转化过程中，有很多民间的语汇，在民歌民谣里面，旋律感已经出来了，已经出现很多旋律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语言现在已经结合得越来越完美。”[59]151无法把握语言的确是一种语言的盲目，王尧将中国作家“与语言的搏斗”形象地称之为“在汉语中出生入死”。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