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13)

“绕不可说而盘旋”

作为康德的信徒，洪堡特对康德的评价甚高 ：“他(康德)所摧毁的有些东西，再也不可能复生；他所创建的有些东西，永远也不会死亡；而最重要的是，他导致了一场在整个哲学史上鲜有前例的改革。”[7]154但是，他对康德哲学未能回答自己关心的问题而感到失望。1803年10月22日，在给布灵克曼的信中，洪堡特写道 ：“就著作来说，我对德意志形而上学……已经彻底厌倦了，但我相信，可以通过另一条途径达到形而上学的观念。”[7]184

洪堡特认识到，根据一些抽象而普遍的原理、范畴、规则来定义人及其语言，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实践的、经验的途径，即细致观察、描述所有人类群体(包括个人)及其语言，有关人及其语言的抽象定义才能不断丰富充实，而日益接近完善。洪堡特的学说包含一种“绝对的不可理解性”：他偏爱形式上很美，但逻辑上有失准确的长句，并且喜欢使用柏拉图式的晦暗参半、模棱两可的表达；他的理论具有矛盾的两面性，还有深刻的神秘性；他在理论上宣称语言的起源和本质深不可及，在实践上又一直在努力揭示语言的奥秘，希望自己像康德教导的那样，去“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7]184-186。从洪堡特身上，我们见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影子。现代语言学所关心的诸多问题，洪堡特当年大都已经考虑到了。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理论家、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自身话语的“危机”，而在“语言学转向”中自我调整，通过具体的美学观照蓬勃其抽象理念，提出了诸多“生产性”(productive)理论。

胡兰成(1906—1981)的文章以《山河岁月》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1944年，胡兰成结识张爱玲。“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此后，胡兰成“尽弃以前的文笔从新学起”，其文字由原来的整饬拘谨一变而为摇曳多姿。胡兰成自认，从张爱玲这个“九天玄女娘娘”那里得了“无字天书”，习得“用兵布阵”，他说 ：“我知文章是四十岁后”，“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不隔”[65]。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本书，可谓对于张爱玲的文字回向。

1977年，胡兰成大声疾呼一种“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他说 ：“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你看文艺作品，看一件已经创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论文则是教你自己去开出世界，自己去创造作品，不限于文艺。是这个缘故，所以史上凡新时代开始，皆是理论文当先。……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兴发则是知性的”；“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66]。

若不因人废文、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胡兰成之论可谓切中肯綮。钱锺书的《管锥编》征引诸多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的文字，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反驳他们的错误”[67]；可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31]1251。其中，处处可见小说家的手眼，即以小说家的眼光阐发典籍；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直见性命”，其创作之愉悦隐约可见。钱锺书在《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第17节中用了整节文字证明：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68]169-188。走在语言之途，不知“理论文”亦可是“文学的”，缺乏有意为文的“兴味”，“道”将不可“道”。

汉唐儒学多通过经典“注疏”的形式予以言说。我们知道，汉语的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得以体现，句子的构成与理解，主要依靠语义。只要把词的意思以及意思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一个句子的意思就明白了。“注疏”形式体现了汉语的这一语义句法精神。作为随文释义的一种解经方式，“注疏”覆盖了儒释道的典籍，其目的是通过训释疏通古语文字的难解之处，以助于学者寻求圣贤之义。“注疏”体式有训诂、传记、说、微、章句等，它或重视训诂(汉儒)，或重视义理(宋儒)。作为经典的注经者，受文本主题的限制，只能对古代圣人言语作逐行式的回应，即在文本所允许的意义空间里阐发自己的理解，而无法游弋于概念与概念、文本与文本、文本与时代之间的多种联系之中，自由地反思文本。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