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4)

爱因斯坦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响了一下”，可能是发现，可能是感动，是身体的“化学反应”。同属指向自我心智生活的言语行为，小说、诗歌、哲学的写作与音乐的表达可谓不谋而合：那些成功的写作或表达，抛弃粗鄙的技术主义，让一个思维进程在个人头脑里运行起来，走近那些局外人难以理解之事，体认而非解释或改变它们，并依从自己的内心节奏。于是，作品在自己的身上体验着自己，甚至思考着自己，申明着自己。这种“上手的东西”的言说，其佳境进入了类似音乐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节奏，每一个人要去寻觅自己的节奏；这种执著于内心生命感受的语词之“演奏”，用施纳贝尔的话说，即“把耳朵真正听到的弹出来”！

逻辑、论证之外

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写了一本诗学论著《阅读ABC》，并将它题献给“那些乐于学习的人”，他试图搭建通往帕纳索斯山的一个阶梯。在庞德看来，“好的作家是那些使语言保持有效的作家。就是说，使它保持精确，使它保持清晰”，这是写作的首要伦理所在。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坚实基础，使语言发挥效用的特殊形式，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思维特征隐身其中。

文字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们对此有诸多的推想和猜测。如关于汉字的起源就有“八卦”说、结绳和契刻说、仓颉造字说、图画说等等，不一而足。从文字的使用角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字是在庙宇里开始的”[11]。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使用者主要是祭司阶层，他们沟通神灵、传达神意，是神圣信息——文字的创造者和书写者，也是经卷的守护者和诠释者。甲骨文是中国迄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相当部分的内容为卜辞，与占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记录甲骨纹(裂痕之纹，也就是神的语言)含义的甲骨文，是沟通神、人之间的系统符号，具有统治权力、预言等神圣性力量。神的时代式微后，甲骨文逐渐转变为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交际符号，走出了庙宇，不过其血脉里仍存留某些神圣性因子，让人敬畏。如，孔子曰 ：“一贯三为王。”董仲舒释“王”曰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而参通之者，王也。”[12]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自然物象的形构是文字的根据，文字则是大自然物象的缩影；文字与绘画同源，甲骨文、金文都是象形，“六书”皆象形之变。汉字的形构系统与发音系统是一分为二的，其“音化”始终以形象为底线，没有简化为字母，没有将偏旁定为发音符号，只是以“六书”中的假借法“音化”。此外，还用音译法对待一些外来词(如逻辑、幽默等)。“音化”敌不过汉字“形象”的力量。

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米诺斯人)创造了两种楔形文字：楔形文字A有137个符号，在克里特文化全盛时期通用；楔形文字B有100个符号，比楔形文字A更为抽象，包含类似字母的符号——腓尼基人后来给它配上了一套有规则的发音。楔形文字都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其由“画”到“线”这种“音化”的衍变，预示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字、文化发展之路。

公元前13世纪后，多利亚人进犯伯罗奔尼撒，楔形文字B在战乱中毁灭，希腊人堕入几百年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人引进了腓尼基字母，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字母书写体系。公元7世纪，罗马人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拉丁字母。公元9世纪，形成斯拉夫字母。在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的基础上改造，产生了现今欧美各国使用的文字，希腊字母成了西方各国文字的母体。

文字与思维互为表里。汉字基本属于字形与字音“分裂”的语言，“形状思维”几乎渗透到汉字的骨髓。作为表意文字，汉字保留着图画的空间品性，其书写、排列不受线性的限制，属于“空间文字”。汉字中绝大部分都是形声字，从汉字的字形释义与从汉字的字音释义同时并存，甚至“互不干涉”或“各自为政”，彼此关系比较微妙。(1)黄侃说 ：“小学分形、音、意三部……案三者虽分，其实同依一体……三者之中，又以声音为最先，意次之，形为最后。”参见《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这里，黄侃实际谈的是语言产生的时间顺序，语音第一，含义第二，文字最后，类似于一种“声音释义学”。汉字包容了不同方向理解的冲突，人们可在意会中自由玄想。汉语自由舒展、意在言外的意会性，训练了汉民族的非形式逻辑，用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的话说，“国语的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13]。汉语的“意会”性造就了注重生命情调，以及主体之道德性自觉的“生命的学问”。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