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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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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性的汉字比时间性的字母文字更具信息的密度。汉字凭借其形貌及彼此之间的体悟,相互叠加、放大,即“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空间性的汉字比时间性的字母文字更具信息的密度。汉字凭借其形貌及彼此之间的体悟,相互叠加、放大,即“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刘师培云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源起,先穷造字之源流。”[14]著名文史学家、书法家启功说 :“一次开会休息时,和友人刘宗汉先生谈起句中词与词的关系问题,他说:‘总是上管下。’这轻松的一句话,使我觉得顿时开窍。……这里所谓的‘管’,不只是管辖、限制,也包括贯注、影响、作用等意思和性质。……不但词与词之间是这样,句与句之间也是这样……”[15]著名翻译家杨绛谈到翻译时指出 :“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语多单句,往往很短。”[16]这些都与中西语言句法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
汉语以“字”为最小的句法结构单位,“字”在句法结构上是独立的个体,不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作为个体的汉字即信息单位,有丰满的生命体征,存留着灵与肉、感性与理性尚未分离时的本初状态;思想的联系产生于字与字、句与句之间关系的领会,上下语脉、文脉、意脉的考察,以及特定语境的重构。汉语在组合上则往往化整为零,用大量散句、流水句、无主句、名词句以表达思想。汉语重意会轻言传,通过内心领悟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具象的、整体性的、意向性的、内省性的直觉思维:从运动、变化的角度去认识不变的永恒世界,由相似、相对到绝对。如尚杰所言,“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就其本性而言是广义上的艺术思维(以广义的形象为主的艺术思维,强调‘无中生有’的直觉与体悟,在模糊的类比联想中唤醒创造性,从而在思维层次上高于表面上‘寻找内在论证根据’但实际上是‘同语反复’的形式逻辑证明)”[17]。
作为表音文字,希腊文字则只能在线形中远行,属于“时间文字”。希腊文字“以音载义”,故可“见符知音”,再“由音导义”。希腊语与拼音文字建构方式一致,作为个体意义的各种词,都得在语法的链条中运行而构成句子,句子才是文章的意义单位。这种“句本位”的语言,其句子结构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句子内部的各种成分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时间性的字母文字犹如一堆代码,意义则犹如一个汪洋大海,为规范代码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要求每个代码有准确、固定的意义,建立一套稳定状态的概念、术语、定义,它们的展开、延伸、演绎产生了发达的逻辑学,形成概念分析的、一分为二的、认知性的、外倾性的逻辑思维;从静止不变的角度去认识变化的世界,由绝对到相似、相对,形成了以客观知识为对象,注重抽象分析的学问。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神话视为“超语言”,即语言上的语言,从中可发现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表现方式,也就是文化的原型。中西文字发展、思维模式的分野,深刻影响了中西神话的表现形态。古代中国神话的字化文本多为片言只语,散见于各个时代、各种观念的文献之中;先秦典籍亦极少鸿篇巨制,多为“断片”式的感悟书写。古希腊神话的字化文本则正好相反,《荷马史诗》长达48卷,近2.8万行,寄寓了一个内容充沛、体系完整的神话谱系;古希腊的思想文本起初也是“残篇断简”,随后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诗学》等体系完备、逻辑严密的系列著作。浦安迪将希腊神话归于“叙述性”的原型,中国神话为“非叙述”性的神话;前者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和原则,后者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中国神话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事件,还不如说是在罗列一个事件;空间感优于时间感,这导致中西几千年叙事传统的各自分流[18]。
与神话相似,与西方哲学那种系统完备、体大思精的思想言说判然有别,金岳霖说 :“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19]逻辑的演绎是从已知到已知、从观念到观念的滑行,难免以偏概全、狭隘独断。事实上,在逻辑、论证之外,还有非形式逻辑的存在。不关心形式逻辑的规则,不一定就是非理性主义。没有逻辑学,并不意谓无法思想。中国的形而上学的形成既不是建立在对思维中逻辑命题分析的基础之上,也不是肇始于对语言的分析,而是形成于非形式逻辑、非语言分析的“悟道”。
叶维廉的学识洞见和文学表达是一体的,他一方面对中国诗的美学做了寻根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汇通中西两种语言、两种诗学。叶维廉总结了中国古典诗歌与英美现代诗一些共有的风格特色:(一)用非分析性、非演绎性的表达方式求取事物直接具体的演出;(二)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导致视觉事件的同时呈现,突出了空间的张力、绘画性和雕塑性;(三)灵活语法和意义不限定性带来多重暗示性;(四)不求直线追寻,不依因果律而偏向多重发展多重透视和并时性行进;(五)用连接媒介的减少到切断,提升事象的独立性、具体性和视觉性;(六)都设法将说话人的位置让给读者,让读者参与美感经验的完成;(七)以物观物;(八)以蒙太奇的应用来构成叠象美;(九)自我的隐退,呈现未经界分整体千变万化的生命世界(在西方较少但也有尝试)[20]。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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