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7)

以赛亚·伯林认为，论证并非重要之物，它只是“外围的工作”，顶多不过是一种方法，一种“辅助性的武器”；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思想核心的特殊“宇宙观”，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或“一个新的角度”，决定或深刻影响着具体的语言形式，并由此形成一种渗透、融合和统一之力，将“过去被看作各种因素偶然聚合的东西现在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整体”，而这一切又显得自然而然。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总是相互对应或并行发展。小说家的叙事“视角”，诗人的“视境”，以及思想家的“宇宙观”，都跟语言存在一种共生或同构的关系，而“使语言保持有效”。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一语中的 ：“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25]上述叶维廉对于中国诗人“视境”的分析，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可惜，当代中国作家似乎早已遗忘了与空间性汉字相关的文化遗产与思想传统。

1942年，美国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曾提出一个问题：一旦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他说，人们或许欢迎这种变革，或许会哀叹并视之为文学的没落，“但至少你会同意我们期望这种变革将标志着过去的文学和未来的文学之间出现某种巨大的区别——区别或许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标志着从一个旧语言变成一个新语言的过渡阶段”[26]。艾略特当年面对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当下所要面对的问题。

20世纪初，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力图克服“文”与“言”的分离，“白话”取代“文言”，成了新文学最为普遍的表达的媒介。对此，张中行有较好的阐释 ：“文言和白话……两个名称相互依存，互为对立面：因为提倡照口语写，所以以传统为对立面，并称作文言；因为一贯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所以以革新为对立面，并称作白话。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27]此外，人们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而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句法生搬硬套入汉语，产生了“欧化”或“现代化”的语言。这虽然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度，但同时造成语言的芜杂混杂，破坏了汉语原有的内在情韵。著名诗人、学者郑敏(1920—)批评道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自我语言自卑与诋毁，祖先对汉字的审美智慧意被改革掉了，中国人在一种文字不稳定、语言审美受摧残的历史过程中已对面前的汉字全失心灵、感受的交谈，纯属以之为工具的麻木心态，因此原来绝非抽象符号的汉字至今很少人在使用它时对每个字的感性质地、神情、意态有多少时间去体会，只把它粗笨地搬来搬去以传播自己所要表达的信息了。”[28]传统是一个消化系统，没有了这个东西，就只能生吞活剥地从西方拿点这个、弄点那个；任何创新都只能在对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展开，为此，郑敏极力呼吁：我们应当找回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传统！

“白话”与“文言”之界分，使新诗与旧诗判然有别。废名这样区别旧诗与新诗 ：“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新诗则“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29]。这很接近奥登对于古今诗歌的分辨 ：“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述说简单的事情，现代诗歌则试图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30]从综合性语言形式发展到分析性语言形式，中西皆然；废名、奥登又都是于诗歌创作甘苦有得之大力者，他们没有闷死在纷至沓来的理论术语之中，其扎在生命深处的慧根，在某一瞬间推动生命达到了对诗艺的本真观照和特殊发现，故寥寥数语表达出英雄略同之洞见。这印证了钱锺书的判断 ：“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31]496当然，这样的洞见给人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

20世纪以降，近代西方(康德、黑格尔等人)创立或确立的理解事物的方式，及其话语系统，传入中国后便以其“条理明晰”“义界分明”等“现代性”特征，取代了中国传统“逻辑匮乏”“义界不清”的话语系统，甚至成了中国知识人心智内部的某种原型结构。中国传统那种直观、形象、多义的诗性话语系统，则被打入了冷宫而几乎无人问津。置身无限过去和无限未来的裂隙之中，欢迎或哀叹既有传统的断裂，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的不学无术寻找借口。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