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8)

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1767—1835)指出，“审美力”(Geschmack)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没有它，任何精神文化都会黯然失色，趋于灭亡；没有它，科学研究即使尚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在的思想，也会失去精微、优雅和应用上的有效性”[7]31。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32]。然而，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是站在文学之外的，他们对于语言没有独到的感受力和智性想象，哪知道美之所在。不信？那你随意翻开一本学术期刊或学术著作，大多随意、粗率、马虎地使用语言，少有清清爽爽的文字，简直令人不堪卒读。

1933年，钱锺书曾批评某些治文学史的“开宗立派”者“浪盗虚名”，“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夫文学固非尽为雅言，而俗语亦未必尽为文学，贤者好奇之过，往往搜旧日民间之俗语读物，不顾美丑，一切谓为文学，此则骨董先生之余习耳，非所望于谭艺之士！”[33]钱锺书的讥讽让人忍俊不禁 ：“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34]

1954年，吴小如也批评某些治中国文学史的权威，说他们“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好像很深……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简直很少谈到……既然以考据代替了研究，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如果把精力全集中在研究这些东西上面，就真有点‘珠买椟还’，甚至把捕鱼用的‘筌’看做是‘鱼’，弄成‘得筌忘鱼’了。”[35]

钱锺书、吴小如所批评的学者可不在少数。多数思维定了型的学者，心思只停留在经验层、知识层，不知“直下直觉”“直下肯定”的“审美力”为何物。“成千上万的学者在忙着杀戮他们所接触的一切”(杰夫·戴尔语)，这真让人痛苦得难以忍受。难怪有人揶揄说：只有糟糕的庸常学者才被冠以学院派的标签，就像只有生产不出好作品的作者才被称为文艺青年一样。

思想是生命孕育的海底珠蚌。语言的表达并非无关或滞后于意义的产生；相反，思想在语言中生成，语言在思想中展开，彼此相互刺激、相互接替、相互依赖，语言表达与意义产生是同步的。我们不是在言说已有的语言，而是在言说自身、在言说过程中创造的新的意义，从语言中获取的可能比放入其中的要多得多。

庞德的针砭振聋发聩 ：“一个逐渐习惯于马马虎虎的写作的民族，是一个对它的王国和它本身逐渐失去掌握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堕落下去，这个民族就会退化和腐败。”[36]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1891—1938)同样指出，一个民族一旦“失语”，是一种危险，拯救母语的表达，其实是恢复民族的智性[37]。如果我们听任汉语的腐败，无异于毁灭自己的文化，也无益于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我们不能不关注汉语的当代处境及其命运，因为这事关汉语思想的戛戛独造。

真正关心文化的生存、延伸和发展的人，为了“使语言保持有效”，应如艾略特一样去重新创造一个传统，让自身成就为一种弥补断裂的创造物。钱锺书及其著作便是这样的创造物。刘再复认为，出于对所处环境、社会的不信任，钱锺书生活在堡垒之中，也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自己的学术堂奥，其《管锥编》的文体选择是自觉的 ：“他大约知道，能进入之人无须防，未能进入之人必须防，其或无知，或偏见，或傲慢，或嫉妒，干脆就在他们面前筑一堵墙，一道壕堑，由他们去吧。”这有一定的道理。钱锺书自己说过 ：“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38]换个视角看，钱锺书述学文体的自觉选择，实在是设置了一个不低的门槛：要进入《管锥编》的世界，每个人首先都要经受语言的考验，或者说，要经受一个文明的考验。

奥登认为，衡量一种文明的高度，在于“它所达到的多样性的程度和它保持的统一的程度”的融合。野蛮人是混沌的统一却不加区分，现代人虽有划分但缺乏核心的统一。在奥登看来，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是迄今存在过的最文明的人，“他们拥有自觉的辨别能力的证明……他们有能力保持一种对事物之间普遍的相互关联的感觉”；“是他们教会我们，不是去思考——那是全人类已然在做的——而是去思考我们的想法”[30]。疏隔传统甚远的现代人，已然丧失了这种“感觉”，包括对于思想的思想的能力。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