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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抄古文整理与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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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以往没有解决的俗字。

关于传抄古文的国别，目前已经有几位学者论及，主要观点是古文属于齐系文字，这已为现今学界所接受。本人通过材料的比对发现，《说文》、三体石经等古文的性质比较接近；而《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晚出书籍中古文的性质呈现另一特点，在讨论古文的国别时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该成果认为《说文》、三体石经古文确如学者所言，它们具有明显的齐系文字特征。至于《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成果通过“《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古文字形体对照表”的数据统计，得出《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齐、楚两系文字相合程度最高，在此基础上可对传抄古文的国别性质进行初步判断：传抄古文属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其中齐鲁文字应是主体，但也受到其他国家文字影响，尤其是楚系文字，《汗简》《古文四声韵》二书中所收古文体现出大量的楚系文字特征。

成果的专题研究部分主要包括研究部分以及材料整理。研究部分共收录研究文章16篇，其中有3篇文章是据传抄古文考证古文字，分别考释了簋铭中的“

”、师

鼎铭文中“

”、甲骨文中的“觞”等字；3篇文章据传抄古文校正传世典籍，包括校正《尚书》中的“敉”字、校正《尚书·金藤》中的“诮”字、校正《老子》篇中的“胜”字；5篇古文碑刻研究专论，包括宋代范氏家族墓地所出砖志研究，灵岩寺石壁文字考释，郑州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所出蔡氏古文墓志铭简论，山东龙泉庵古文楹联新考、跋古文石刻；另外还有2篇古文学术史及古文形体考释专论；2篇古文印章专题研究。

整理部分，成果中收录了古文形体检索表。因为目前已有的各种古文工具书都不利于古文形体的检索。以现有的《传抄古文字编》为例，该书按《说文》体例排列，已经比较容易查检。但是该书只适合按照释文去查找古文形体，例如想找“李”字古文，直接翻到该书卷六木部即可。但若知道古文形体想查找释文却是相当不便。因传抄古文形体发生了较大的讹变，很多还使用了假借关系，难以识读，例如下一方古文印：

(《学山堂印谱》)，印文不易释读，其实该印释文为“死是老闲生也得”(语出唐元稹诗歌《放言》诗五首之第一)，该印中“是”“老”“生”“也”几字都不易识别，若按照现在的传抄古文工具书籍，很难查找。但若按照本人新编写的形体检索表就十分容易查检，因为新检索表中都是按形体所含偏旁排列，查“穴旁”内

为“是”字古文(《传抄古文字编》第149页收《古文四声韵》形体)、“山旁”内

为“老”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215页)、“宀旁”内

为“生”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130页)、“攴旁”内

为“也”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220页))，这些形体与印文一致，故印文释文便可解决。考虑到学界目前尚无这种古文检索类工具书，所以本人编订了古文形体检索表，学者若再遇到不认识的古文形体，翻检该表便可知晓，此表的编写对于查找古文形体是十分便捷的。

在整理的第二部分，成果对古文印章进行了辑录。以往的古文研究多注重《说文》《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书籍，很少有集中整理古文书写材料的，此次笔者还对古文印章进行了专门整理，共翻检印谱数十部，筛选出古文印章一千多方，有的印谱另附上释文；有的印谱释文存在问题，重新校释。为了直观呈现，在成果中编写了表格，节录其中200方古文印，并列出印章出处、刻印者、时代以及释文，可以说这是整个学界第一次对古文印章进行辑录与整理。

在整理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古文字形体对照表”。表格收录可对应的古文及古文字形体，如此处理简单明了，也避免了逐条疏证形式所引起的堆砌材料的弊病。表格还列出了古文字的时代、国别，有助于了解古文的来源时代以及演变过程；且该表对古文的国别研究作用重大，成果第八章“国别问题研究”中做出的国别统计结果就是依据此表格。

三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文字学。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两者可相互印证，古文对于疑难古文字的考释，十分重要。同时古文自身反映的通假、同义换读现象，对出土文献中字、词解读也有很大裨益。而且古文中含有秦汉文字资料，还包括大量的俗字，对古文的整理无疑有利于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2.对于艺术学。以古文刻写的碑刻及玺印材料很多是艺术佳品，碑刻材料如碧落文、阳华岩铭、宋代魏闲墓志、党怀英古诗石刻、元代古文大风歌碑；玺印材料如《飞鸿堂印谱》《谷园印谱》《养正楼印存》《学山堂印谱》等都收录了大量古文印章。可以说，该成果为艺术学提供了材料。3.对于历史学。古文碑刻材料本身便是一种史料，以蔡氏古文墓志为例，志文一共四百余字均以古文刻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又如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所反映出范氏一家的情况对研究范氏家族，探讨宋代官制、丧葬习俗以及方城地区文化均有重要作用。还有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刻材料，对于研究古代的民俗、宗教都有重要的价值。4.对于文献学。很多古文的出处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古文四声韵》所采录的文献达数十部。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很多讹误，现在学界多利用出土资料来校释传世典籍，其实利用传抄古文也可校订典籍，成果中古文的价值一章笔者曾专门举例讨论此点。至于出土文献，上文已论述颇多，出土资料尤其是战国文字与传抄古文实为一家之属，这也是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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