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文言的美丽森林

一、概念·流变

与 “文言文”相对的概念是“白话文”，与“文言”相对的概念是“白话”。白话指的是唐宋以来在北方话口语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是汉语普通话的书面表达形式；文言则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古代汉族人民说的话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听见的，只能读到古代留传下来的文字，这就是文言文。一般来说，文言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文言（一般指汉代以前）、中古文言（一般指魏晋南北朝隋唐）、近代文言（一般指宋元明清）。

文字未产生之前，先民藉语音以达意，这就是口语。有了文字之后，就有了书面语。上古文言指的就是汉代以前的书面语，史家研究认为这个阶段的口语和书面语相差不大。当然，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和表达的需要，书面语必然要求更加简省，也会有所修饰，但这个时期的口语和书面语基本是等同的。徐时仪在《汉语白话发展史》里说： “（书面语）一旦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则不再完全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而是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有所选择地吸收一些新的口语成分。”口语日新月异，书面语固守其道，文白分歧越来越大。秦汉时期，很多口语开始进入书面语，这意味着白话文的萌生。至隋唐时期，采用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渐多，被接受度也较高，文言中白话色彩逐渐增多，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的古白话系统，文言与白话分流。就像文言是士官文化的载体一样，白话是市井文化的载体，宋代市井文化发达，代表市井精神和价值的白话文得到迅猛发展；元、清两代外族入主中原，明代阶层的兴起，都使得白话进一步摆脱其作为文言的附庸的身份，独立为一大语言表达系统。在近代文言阶段，文言一方面固守其语言特质，但又受到白话的猛烈冲击，吸收了大量白话词语和表达句式，表达上越来越趋近于白话化。清代末年，国家内部社会变革的形势需要，加上东西文化碰撞，有识之士主张废止文言，提倡白话文。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呼喊“崇白话而废文言”；1917年，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为首的新知识分子发动了白话文运动，最终抛弃文言，确立“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书面语的正统地位。

1920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下令全国国民学校先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改用白话文，旧的文言教科书分期废止。1922年，最终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中学国文教科书按比例选白话文进入教材。钱理群先生这样评价这场运动的意义： “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这是一场空前的精神大解放，于是被压抑的创造力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引自 《五四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现代汉语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时代的进程，解放了思想，激发了社会效率的提升。

白话文运动之后，各种教材或完全扬弃文言文，或文言、白话并重，或按一定比例搭配，可说是百花竞放。但胡适、梁启超、蔡元培、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都主张白话文、文言文混编，以白话文为主，保留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可见他们对文言文教学是重视的。在写作教学上，胡适主张“中学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似应以国语为主”，梁启超则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作 （文）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辞达而已。文的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 （参见《中学语文教学百年史话》李树 编），强调文章的内容和思想的表达。胡、梁的观点是将文言文的教学重心放在鉴赏品析上，体会文言之美，以资白话文学习的借鉴。

二、文字之美

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王力在《古代汉语常识》一书里认为有两个理由： （一）中国有几千年文化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下来，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先决条件； （二）现代汉语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许多词语和典故，学习古汉语，不但可以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阅读现代书报的能力和写作能力。王力在这里谈到的阅读文言文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文言文翻译的问题。

文言文的翻译的难点涉及到文言字词的解释和文言的语法两个基本问题。先说说文言字词。

古人造字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法天象地，取法自然。通过对自然万象本质特征的观察，模拟其外形，创造出象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画一只鸟，见到的人会叫做 “鸟”，画一只象，见到的人会叫做 “象”。象形字在演化的过程中往往已失其形，教学的时候，画出汉字最初的形，既生动形象，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理解古人的造字取象的思维。如 “虎” “豹”都是画其整体图形，突出其主要特征以作区别， “牛” “羊” “竹”是取其局部显著特征指代整体，“尾” “眉” “叶”是为取象于局部而采用画出整体的方法。古人造字的方法除象形意见比较统一之外，其他造字法学界有各种说法，唐兰就认为要摒弃争议频仍的“六书说”，而主张 “三书说” （象形、象意、形声）。其实从造字思维上考虑， “指事”是用象征性的符号表示意义，这和“象形”中的取其局部显著特征表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象形、指事都是从视觉思维的造字法。古人造字的另一种思维是模件思维，德国学者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认为“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这就是模件化思维。在汉字造字时，中国人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本零件， “以不同的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会意字、形声字都是这样的造字法。许慎给“假借”所定的界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是用字法，其本质是“一字数用”，后来为区别，造出新字，如 “莫”本来是 “暮”的意思，但多用来表示 “没有”“没有人”的意思，就另造了 “暮”字。许慎又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显然也是以模件思维造字，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就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结构讲清楚。”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205/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