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14)

宋明儒学除了传统文体形式，新增了“语录”体。宋代理学是对先秦儒家思孟传统的复兴。思孟学派强调道德的内在主体，在思理上有较强的“拟圣”色彩，其形式或为简约、灵活的“语录”，或为类似札记、篇制精炼短小的“集义”。刘宁指出 ：“从思想的内在格局上看，思孟一派，高自树立，立足内在的道德主体，对儒家精神做深度的探求，其重心在于超越性的发明与感悟，以及心灵间的直接感染与启发，因此，语录与札记的简约、直接，就很好地适应了表达主体体认，实现心灵启发的需要。”宋人追求主体树立，立足深刻的道德主体精神，而自然继承了思孟一派的这种表达方式[69]。

以“语录”体著述，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人们“以俗语为书”，撰有大量“口义”的著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易口义》等等。“语录”体的出现可远溯到《论语》，只是孔门之语录以雅言为主。宋代“语录”体的兴起与重视口传的禅宗有密切关系。10世纪中叶，禅宗开始出现语录形式，如《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颠覆了六朝以来佛教注经的传统。宋明儒佛相互渗透，理学家的“语录”体沿袭宗门，多用委巷语。此外，有宋一代出版业的兴盛，也为“语录”体的流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语录”是师生之间围绕儒家生命智慧展开对话，是修道、证道、体道过程中机缘问答的记录；这种口传、面授式教学，因材施教、因事发明，现场感、当下性让对话的双方始终保持着有效的互动，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先贤们是如何对他和他同时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作答的。评注式的传统注释，让位于“语录”里的“创造性的诠释”。又，“语录”体具有当场点化、见机施教、当下取效的行为话语特征，示人以钜矱，导人以轨辙，而通达经典世界。这种意义兑现的方式，是传统“注疏”体所没有的。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为己之学，“语录”体更能切己、自由、有效地表述、传递理学家的思想。

“语录”是宋明理学家更为切己的标识性文体，影响较大的有《张子语录》《朱子语录》《朱子语类》《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传习录》等等。在实际流行过程中，通达经典之“阶梯”的“语录”，往往成了“终点”。人们或因“语录”而废“经典”，束书不观，经史不讲，游谈无根；或因“语录”而废“文章”，不善修辞，不尚辞华，借理学以文饰其陋。加上记录者禀赋修为不一，所记“语录”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且易招致歧解。故学人多主张以《四书》为主，以“语录”辅翼之[70]。

据现存典籍，“学案”的雏形肇始于南宋初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论著名，“学案”可溯及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定论”。明中叶出现“学案”体著述。万历初，有刘元卿《诸儒学案》；万历末，有刘宗周《论语学案》。它们或聚宋明理学大师于一堂，或集孔子并诸弟子于一编，皆为入案者“语录”之汇编。“学案”的完善定型，则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此后，全祖望《宋元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等先后而起，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中别张一军。

“学案”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长期酝酿演化而成。“学案”系“学术公案”的简称，“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可释作“档案”“资料”，又有“立案”“按断”(案、按字通)即考查论定之意。“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71]

“经学”注疏后延伸为“文学”注疏(如“选学”的笺释等)，再由一般性注释、材料征引，向着欣赏、评论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世的“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评点”等等。从“注疏”到“语录”再到“公案”(包括“学术公案”)，从“经学”到“文学”，释义活动未曾断绝，延续至今。

无论是“注疏”“语录”“公案”，还是“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评点”，其文体形式皆为“断片”：或随意点染，秘响旁通；或收视返听，玄谈简远；或随物赋形，与心徘徊；或直接演示，弹指即现；或追本溯源，真积力久；或含英咀华，逸兴湍飞；或臧否人物，妍媸攸分；或捃拾古今，莫逆于心；或游移散现，若即若离；或凝神聚思，深邃精致。运动/中止、离散/聚合、逃逸/折返，是这些“断片”生成的本状；它们介于言语与沉默、连续与省略之间，瞬息不定；其空白未决处，可延伸发展，又戛然而止；这些吉光片羽，对象即世界，庄生梦蝶一般，与汉语的质性隐隐相应。“断片”是自由的谈片，是散点的间续，是咀嚼生命之果，是美的闪现与绽出！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