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3)

叶维廉认为，诗不是分析网中的猎物，根深在诗人的意识里的美感视境，是不容分析、解说的程序；“自然”是中国诗歌的最高理想，就好比一览群山，感到的是自然而成的全景的气象，而不是注意到构成该气象的每一个独立山头；在这一“出神”状态中，观者与自然事物之间的对话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语言，事物内在的活动融入他的神思里，或个人的感受、内心的挣扎融入外在事物的弧线里；体现于诗歌创作(如杜甫《秋兴八首》等)，其表现则既依着外在气象的弧线直接倾出，又与内在气象的弧线相互应和……[6]372-374

通过细密的比较分析，叶维廉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现代诗人以至小说家都企图冲破文字的基本性能，利用题旨的复叠、逆转、变化，并用先潜藏，后应和的方法，以动速(tempo)推助，时拉紧，时放松，时跳跃，时滑溜的节奏，达成近乎音乐中纯然的境界，冥冥中应了Walter Pater的话：一切艺术都意欲进入音乐的状态。”[6]376

“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7]121那么，哲学家又是如何言说的呢？在《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一文里，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施兰格深究了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哲学家习惯于藏匿在公共话语的后面，带着假面具出场，像一副面具而不再像一个人似的说话；他所说的一切仿佛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公众的事。这些哲学家往往是这样产生的：一个人以征服了他的某种真理的名义、以他试图征服的某种真理的名义预卜未来。这些哲学家那种不容置疑、客观的语调表明，真理在通过他们的嘴在说话，真理的声音压过了个人的声音，使之成为失去一切个人特点的“传声筒”。

“观赏哲学风景的方式支配着人们展示这种风景的方式。”[8]雅克·施兰格指出，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的大哲学家在孤寂中沉思，从个人的思想经历出发，向我们推出创造性的“最高虚构”；他使之概念化、一般化并转变为著作的，正是个人的“血与肉”，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换言之，大哲学家通过其著作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文化、天才和梦想：不是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由于不能直接进入超验性，所以人们永远不能超出这种真理。

大哲学家从自己出发对我们说话的同时，也对我们谈到我们自己，使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是我们的世界。大哲学家在思想上触动我们，在我们的存在姿态与思想状况之间的关系方面触动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使我们看到由于他我们自己才能发现的东西。将整个过去和传统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在其中寻到属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这是一切创造的前提。与我们一样，大哲学家也需要探索、体会前人的生活、思想、文化，需要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让前人来校正自己，从前人处得到助益。否则，一切都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雅克·施兰格生动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1921)到《哲学研究》(1953)的转变。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似乎处于“明确的真理中”，以其表达方式的准确性和不容置疑的肯定性，把每个题目分解成非常具体的元素，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强行地把他的思想引向一定的方向。在《哲学研究》里，维特根斯坦则服从他的本性，以及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维特根斯坦说 ：“我们所要的是对已经敞开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加以理解。因为这似乎正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理解的东西。”[9]49后期维特根斯坦实现了对早期维特根斯坦沟通的反拨 ：“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这些描述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就是说，从哲学问题得到它们的目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9]55

维特根斯坦充分和真诚地认识自己、承认自己，不强迫自己服从不再是他的方向和风格，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力而为，从各个方面探索一个广阔的思想领域，呈现了“个人的真理”；其才情、学问、见识、欢喜、忧虑，在字里行间与我们觌面相见，每个话题也都汁液饱满，读起来充满魅惑。这是诚实面对内心和认识自我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第一变成了维特根斯坦第二，理论的繁殖力、解释能力和开放程度比所谓的真理性更为重要。

海德格尔认为，“在手的东西”是与单纯的看或直观相关的一种现成的在场，而更为根本的、基础性的是“上手的东西”；“在手的东西”是与主体对立的、预先摆在主体面前的客体，而“上手的东西”总是涉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并非单纯在场的东西，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它是人与之交融在一起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语言言说总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相结合的整体[10]。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