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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17)

来源:古汉语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2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即达到后来柏拉图所说的“杂于一”的境界。钱锺书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即达到后来柏拉图所说的“杂于一”的境界。钱锺书指出,隐喻的构成本质在于“辩证法”之“相反相成”,而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相通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六门’,犹毕达哥拉斯所立‘奇、偶、一多、动静’等‘十门’,即正反依待之理。”[31]414钱锺书举了《管子·宙合》《庄子·齐物论》《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等例子,说明“六门”之相生、相成,详细阐述了“难易相成”“有无相生”“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六门”[68]100-117。钱锺书一眼觑见、领会了比喻所包含的辩证关系,他在《读〈拉奥孔〉》中说 :“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需相比。所以佛经里讲‘分喻’,相比的东西只有‘多分’或‘少分’相类……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77]故钱锺书有言 :“取譬有行媒之称(参观《史记》卷论《樗里子、甘茂列传》),杂物成文,撮合语言眷属。”[31]930

钱锺书总结说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78]也就是说,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各种事物和构建各种概念、范畴时,切切实实地借用了以己度物的隐喻方式。无疑,“理论文”可以是“文学的”,逻辑思维可与隐喻思维互补融合,发挥出隐喻思维的独特作用:

……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竖说、千名万号,虽知其不能尽道而犹求亿或偶中、抑各有所当焉。谈艺时每萌此感。听乐、读画,睹好色胜景,神会魂与,而欲明何故,则已大难,即欲道何如,亦类贾生赋中鵩鸟之有臆无词。巧构形似,广设譬喻,有如司空图以还撰《诗品》者之所为,纵极描摹刻划之功,仅收影响模糊之效,终不获使他人闻见亲切。是以或云诗文品藻只是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亦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31]410!

这里,钱锺书以身说法,“神会魂与”,即进入在我非我的“道境”;“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品令·茶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巧构形似,广设譬喻”乃知难而上,横说竖说,千名万号。“纵极描摹刻划之功,仅收影响模糊之效,终不获使他人闻见亲切”,也仍如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在不懈“争执”中,“常名”许能在世界中获得澄明。

通过研究原始词义的两歧性、“虚实互变”的变易观、“一多互摄”的全息性等,钱锺书把握了汉语“一字多义且可同时使用”的精义,揭示出汉语现象的心理学依据及其潜在优势,其对于汉语特性与传统思维模式的分析,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钱锺书的著述尽收“语录”中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南北史佻巧语,诗歌中隽语,乃至市井俚语、现代白话和西方故实于笔端,充分发挥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固有特性,表现了现代意味的心绪和创造性思想[74]541-553。钱锺书的研究表明,发挥汉语之人文特性的优势,把传统隐喻思维——冯友兰所谓“负的方法”——与西方逻辑思维相融通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表现人类复杂的心灵世界。如艾略特所言,隐喻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提高到某一高度就能产生大诗人、大圣人和神秘主义者”[79]。

“‘我们究竟去哪里?’——‘永远在还乡。’”[80]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如是说。

作为未来学术之“预流”,“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是建立在上述汉语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上的。“毕达哥拉斯文体”由“论证”走向“悟证”,即始于“负的方法”,终于“正的方法”,走出“语言牢笼”;作为思想之颗粒的“断片”,或是短的语句,或是短的段落,都是“本质直观”之“悟证”所得;“断片”的联缀组合成篇,则汲取了西方逻辑思维,发展、完善“悟证”所得之“证悟”。这种内在的机制与中国的汉语特质、书写经验、思维模式、文化范式等等一脉相承,其核心实为钱锺书说的“辩证法”之相反相成的具体运行,亦即“隐喻思维”之开显、意义之创造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它自觉地融通西方的“逻辑思维”,思想从一个主题自然而无间断地延续或跳跃到另一个主题,构建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实现“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的合二为一。得力于汉语的表现力以及“隐喻思维”,“毕达哥拉斯文体”化解、协调、平衡、弥合了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认识与意志、直觉与逻辑、信仰与智慧、个性与共性等诸多矛盾,与永远处于辩证运动中的思维相汇合,动态地呈现了个人化的思想创见与风格,使一切如其所是。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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